——周恩来总理关怀和领导“两弹”研究、制造和试验的情况*


  (一)


  关于“两弹”的情况你们还要找朱光亚,核弹都是他主持的,他知道的情况比别人要清楚。还有李觉也是领导核弹科研工作的。李觉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在导弹方面与总理接触较多的有原航天工业部部长张钧,原国防科工委政委刘有光(他现在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还有王秉璋;科技人员就很多了,如现在航天工业部的科技委主任任新民和副主任们,委员们。周总理跟我们这些人都有接触。我们的事,总的是周总理主管,下面就是聂帅具体领导,负责经常工作安排。你们要拜访一下聂帅,他说的比我要确切。

  过去有一个中央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会议的档案、记录都在,每次会议都有记录,这个是最可靠的。每次专委会都是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周总理的具体行动、决策,上面都有,比我们个人记的要可靠得多。

  总而言之,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周总理领导的。前几天我跟驻京外国记者谈话,我就说我们这些科技人员都很怀念周总理。“文革”期间,周总理仍然抓住这项工作不放,别的工作乱了,做不了啦,但“两弹”的工作一直没停。

  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确实肯花时间认真听我们的意见。这是总理一贯的作风。每次开会来的人很多,不同意见的人也请来,总理反复问:“有什么意见没有?”听了我们的意见,他最后决定怎么办。在一次会中,总理问大家对一个问题有什么意见,秘书跑过去对总理小声说:“这件事你曾经批过”(我猜想秘书大概是这么说的)。总理大声说:“那有什么关系,我批了的事大家觉得不对可以改嘛!”

  我参加专委的会很晚,从前都是部门的领导去,我们听传达。一九六七年我才开始参加。所以,很多事情我讲不清楚,还要看档案,幸亏还有这些档案,档案是最可靠的。

  有一次原子弹试验,那时我们的通讯设备就在我们这个大楼里,那天早上要试验,总理大概夜里十二点就来了,到这个楼上专门听情况。这事朱光亚知道。我不管原子弹,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听说的。
  
  (二)

  我个人有什么?个人没什么可以说的。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一九五五年秋末冬初,我回到祖国不久,在科学院,科学院领导说:“你刚回来看看中国的工业吧,中国工业最好的是东北。”我说东北我还没去过。就这样到东北去学习。后来转来转去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安排我跟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陈赓大将见面。陈赓接见了我,还吃了顿晚饭。陈赓问我:“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我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大将说:“好!”后来人家告诉我:陈赓那天上午从北京赶到哈尔滨就是为了晚上接见我,我听了很感动。后来,也是他很积极,有一次叶帅在家请我们吃饭,我爱人也去了,陈赓也在,吃完饭,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说找总理去,说总理就在三座门跳舞。我们跑到那儿,等一场舞下来,总理走过来,叶帅、陈赓他们与总理谈话。后来大概就谈定了,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个意见——怎么组织这个研究机构?后来我写了一个意见,又在西花厅开了一次会,决定搞导弹了。那天开完会后在总理那儿吃了一顿午饭,桌上有蒸鸡蛋,碗放在总理那边,总理还特意盛了一勺给我。那个意见书就是聂帅回忆录里谈到的,在档案中有。(我听刘柏罗一次说:“你那个意见书还在档案中。”)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那时我对中国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意见书中错误一定不少。
  
  (三)

  还有一件事情,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寿辰。当时我也不知道这天是毛主席寿辰,我在参加人大的会议,叫我去参加一个宴会,等了一会儿,邓颖超同志来了,她跟我说起来,问我小学、中学是在哪儿上的,我说起小学是在师大附小上的,她问什么时候,我说是二十年代初,她高兴地说:“你不认识我吗?那时我是师大附小的第一批女教师啊!”所以邓颖超同志还是我的老师呢!不过她没教过我。她又问我干什么?我说我是搞火箭、导弹的,并且介绍了一些搞导弹的科技人员,他们不怕艰苦和危险,在试验中出了问题,就是在很危险的情况下,只要需要立刻就上去。我们那时的导弹叫做“东风二号”,是最早自己设计的导弹,用液氧、酒精做燃料。都快发射了,出了问题。要把液氧卸下来,阀门又不灵了,我们的科技人员就上去处理,那很危险啊!后来她把这件事对总理说了,说错了,说成原子弹。后来她又见到我,告诉我,总理对她说:“你搞乱了,他不会跟你这么说的,他是搞导弹的,不是搞原子弹的。”邓颖超同志对我说:“我是会搞错的。因为我与恩来约定好了,不该我管的事,我是不问的。我搞不清是导弹还是原子弹。”对这件事我的印象很深。
  
  (四)

  “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没有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这些事可以问海军的杨国宇。那时候我们都是军管的。军管会每星期都要向总理汇报一次。总理下了一个命令,要搞一个科学家的名单。名单送上去后,总理说:“名单中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出了问题我找你们!”杨国宇知道这件事,他是军管会的副主任,主管科技的,和我们接触很多,他说起这些事来生动极了。核工业部那部分就要问朱光亚了。

  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执行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

  我们的科技人员爱国是一贯的,是有光荣传统的。聂老总有句评语说:“中国科学家不笨!”的确如此。我还要说,中国的科学家聪明得很!而且中国科技人员都是拼命干的,外国人少有象中国人这样拼命干的。
  
  (五)

  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形象地说,那时候我们每次搞试验,全国的通讯线路将近一半要由我们占用,可见规模之大。那时是周恩来总理挂帅,下面由聂帅具体抓,这个经验从前中国是没有的。我想,他们是把组织人民军队、指挥革命战争的那套经验拿来用了,当然很灵,从而创造了一套组织领导“两弹”工作的方法。这在新时代下有很大意义。有一次专委会上,总理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这套东西将来也可以民用嘛!三峡工程就可以用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他这句话我很赞成。这就是指那套组织、指挥大规模科学技术以及研究、生产的一套领导方法,可以并应该推广。

  现在对三峡工程提不同意见的可多啦,但大部分都是一得之见,有道理,可不见得全面。在我们这一行,一得之见也是多得很呀,但是在我们这儿有一条,最后是总设计师拍板。由总设计师听了各种意见之后,经过分析平衡,最后由总设计师拍板。总设计师他也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总体设计部,还有一个大班子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系统工程的班子。他们运用系统工程,衡量各种因素,选择最优方案,总设计师听了各方面的专家意见,又看了总体设计部的报告,最后下决心拍板;拍了板,谁再有意见也不算数了。这就是周总理、聂老总给我们规定的,总设计师就是总设计师。我们现在的总设计师都是这么锻炼出来的;象我刚才说的任新民就当过总设计师,还有屠守锷、谢光选都是搞导弹的总设计师。总设计师要有风度呢,大将的风度啊!

  这很有意义啊!现在很多部门不会用这个,效果不好。现代工程都很庞大,复杂得很,一种意见对局部来说是好的,但对整体就不一定好。以上是就技术方面而言,要有总设计师和总体设计部;还有一个总调度的体制,组织管理的一套系统。为了衔接研究、制造、试验、生产,有一个很庞大的组织管理系统。调度跟打仗一样,出了问题要解决,生产要加班……,所以有一个总设计师还要有一个总调度。张爱萍讲得很好,他总结说,要有两条线:一条是总设计师这条线;另一条是总调度这条线。最后汇总到领导(在军队就是党委),最后决定是领导。这一套组织是完全符合科学的,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这套东西的形成,就是在周总理领导下创立的,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那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按电纽那好按呀,按一下全国都有影响,都要跟上动作啊!当然,现在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一系列体制改革,什么都用指令是不行的,但可以搞合同嘛,那也是合同说到的要做到的呀。

  不久前我们发射通信卫星,赵紫阳总理和李鹏副总理都亲临现场去观察指导,对我们这套评价很高。以前他们没有到过现场,这次看了说,“你们的组织真严密”。说到电子技术,李鹏同志说,“你们的电子计算机并不怎么先进嘛!(我们的计算机单位是六十年代组建的)但就是靠了严密的组织;别的地方用先进的计算机有时还做不出活来!”我们靠的一是执行任务的都是穿军装的,讲组织纪律;二是中国科技人员总是拼命干,日以继夜地干!因此可以说中国人是很严肃、很严密、很认真的。所以我们的“两弹”试验事故最少、伤亡也最小,都是在总理的严格要求下取得的。总理有句话,他说:“一定要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条指示,我们每次试验都要讲,检查很严格,所以才很少事故,很少伤亡。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出事故,因为总有没有认识到的事物。但是,由于我们贯彻了总理的指示,所以事故、伤亡要比外国少得多。

  (六)

  现在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还不是个别人的意见。我总是解释说:“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搞‘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具体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在领导我们。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少。”当然,也不能说我们没有错误,也不是说一点冤枉钱都没花。那是没有认识客观事物,是花学费,没办法嘛。中国的工业、科技那样落后,我还算是在国外接触了一点火箭、导弹的,但是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国外也才刚刚开始,我也跟大家一样,也是一知半解。所以说不是没有犯错误,不能说一点钱没浪费,这是学费。但是总的看要比国外好得多,原因就在上面讲的两个方面。我还说:“你说不该搞,那好;如果不搞,没有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那中国是什么地位!你要搞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样的和平环境。”我们这些搞国防科学技术的,听到这些不正确的议论很有意见。

  应该看到,从大的方面说,这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地位的问题;从小的方面说,我们创造了一套经验是很珍贵的。过去是小生产、二亩地的搞法,小炉匠的搞法;我们现在是搞大规模建设。总理生前说过这套办法可以用到民用上去,但是我们还没有很好总结这套经验,并把它应用到民用上去。在这方面总理是有伟大功绩的,他为中国大规模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成功的经验,而且是结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整理人:赵春生)

  *这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访问钱学森的谈话记录,经作者十一月二十四日审阅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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