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谢老书房时,他正穿着一件图书管理员常穿的蓝色工作服,往墙上挂自己的作品。晚辈如我,马上恭敬地上前帮忙,谢老却说:您坐。当采访在铺着毡子的书桌上开始时,谢老为我取来一个蓝色的垫子放到采访本下,轻轻地说:毡子太软,铺个垫子您写着方便。那一瞬间我的心里溢满了温暖。而当谢老打开记忆的闸门,向我讲述他的人生与艺术时,我没有想到原计划的一个半小时采访不知不觉地延长到了四个小时。更想不到的是,老人在讲到浓浓的亲情时眼泪夺眶而出,而那些曾经经历过的牢狱之灾却成了笑谈。我一次次地想把话题引回到书法上来,但我最终发现谢老跟我说得最多的还是人生。而在与谢老告别后,细细回想他所讲述的每一个细节,我才发现,不能读懂谢老的人生,也就读不懂他的书法。

度尽劫波依然保持理想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先说说您的名字吧。很多人都觉得“冰岩”两个字内涵丰富。

  谢冰岩(以下简称谢):其实我原来的名字是谢炳炎。算命先生觉得我命里缺火,因此父母就给我取了这个名字。我19岁在《新月》上发表新诗《春来了》时用的就是谢炳炎。1937年秋天,我从监狱里出来后,就改成了谢冰岩。当时想的只是大气一点、文气一点,并且不要跟人重复。这么多年来,还真是很少发现跟我一样的名字。

  记:很多人不知道,著名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谢铁骊先生是您的弟弟。听说他的名字是您起的。

  谢:我跟弟弟的感情很深。我因为革命活动被捕入狱时,弟弟才5岁。1932年秋,他要上学了,需要有一个正式的名字。那时我父母一个搞文书、一个当帐房,始终起不出一个满意的名字。他们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给他起名“铁骊”。“铁”,因为似乎当时附近一个县名含有铁字,同时也是想借此表达铁骨铮铮之意;“骊”,是一种善于奔跑的黑色小马,同时还有“骊歌载道”的说法,意思是唱着出征、出行的歌上路。

  记:这里边似乎也寄寓着您的情怀。

  谢:那时我正年轻,革命劲头很足。“铁骊”二字,既是我对弟弟的希望,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记:据我所知,您的童年时代生活是很艰苦的。您的这种风骨是不是跟艰苦的生活有关?

  谢:我的祖父曾经做过守备,后来还捐官至三品,但我们家其实并不是很富裕。祖父人很善良,很好说话,经常给人东西。冬天甚至连棉衣都送人了。到我这一代,我们家已经很穷了。那时我们住的是草房子,父亲也老失业。有时为了能吃上两毛钱的肉,就到肉店去给人说好话赊帐。弟弟一岁的时候,体质非常弱,头都直不起来。我抱着他的时候,他的头要么搭在我的手上,要么靠着我的肩头,一点力气都没有。那时父亲在外地,母亲又得了严重的伤寒。我一个人照顾他,担心他能不能活下来。幸运的是,他很快康复了。

  记:那时您也不过十几岁,生活的重担压在您的肩上,一定会让你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

  谢:当然。不过我同时还要面对死亡。我的几个亲人因为染病,在很短时间内相继去世,给我很大的打击。我发现我必须去思考生死。生与死的命题很早就进入了我的脑海。

  记:思考的结果是什么?

  谢:结果是必须去改变生活的现状。但是怎么改变,我并不清楚。我的思想那时还不成熟。我最初崇拜王国维,对国学很感兴趣;后来开始喜欢章太炎,但是他的书实在太难,很难读懂;之后看到了《新青年》,喜欢上了胡适,觉得白话诗很好,并看了很多郭沫若的新诗,这时候“五四”的思想慢慢地进入我的视野;读了一些从日本介绍过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东西后,开始接受唯物论和辩证法;再后来是鲁迅,但那时候并不能很好理解鲁迅;订了《新月》之后,开始喜欢瞿秋白,从而也喜欢上了他介绍的泰戈尔的人道主义。由此可见,我的思想在革命和人道、诗人和革命家之间摇摆。

  记:是什么因素最终促使您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谢:一个在上海的亲戚给了我引导。他让我清楚地知道,要改变生活,就必须改变社会制度。我由此走上革命之路。由于组织暴动,我被捕入狱,一关就是7年。那时正是青春年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狱中度过,但我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和理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终于出狱。但没想到的是,在所谓的“托派事件”中,我差一点丢了性命。还好,一切终于过去,我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

打好基本功,不怕坐冷板凳

  记:您常说您的书法生涯是从1985年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领导岗位后开始的。我想问的是,您离开领导岗位时的心情如何?

  谢:我很高兴,一点顾虑都没有,因为我终于有时间做我欢喜做的事情了。我欢喜做的,就是写字。

  记:从您的年龄看,您小时候应该接受过私塾教育。我想书法应该从小就在您的生命中出现了。

  谢:我小时候经常到家里的阁楼上去玩,那里有一个诏书。诏书上写的是馆阁体,现在想来那些字很俗气。后来上私塾,老师就叫我们背书,而我背书的功夫很差。背不上来,老师就不让我回家吃饭,结果同学都吃完饭回来了,我还在那里背,可是我依然背不好。但我的字却是二三十个孩子中写得最好的,那时我就开始给邻居写对联,甚至给一些店铺写招牌。在我14岁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好老师,他不再要我死记硬背,而是注意培养我的长处,并教我作诗。这个老师让我受益匪浅。

  记:在您离休之前,书法都不是您的主业,是不是有点遗憾?

  谢:那倒没有。首先我经历了很多,这很重要。然后我这么多年来处理文字都用毛笔,这让我对写字有很好的感觉。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后,他们知道我会写字,就介绍我入会。后来我担任协会的常务理事和顾问,还当过《中国书法》杂志的主编。但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个门外汉,我年龄是个老头子,书法是个小学生。从1985年开始算起,我这个小学生已经苦练了快20年。现在我也许能算个中学生,也许能得60分。但这不是别人评的,因此我有可能是在说大话。   

  记:您实在是过于自谦了。很多人从不同角度评说您书法的特点,如简明醇厚、跌宕多姿、平和潇洒、流畅飞扬等等。在您自己看来,您的作品最突出的个性是什么?

  谢:我认为有两点。一是战线没有拉得太长,二是下了功夫。我从前还刻图章,但刻图章就必须研究篆,这样就把战线拉得过长了。我就认准了行草,篆隶我不写。这是由于我个人的原因,因为我年纪大了,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另外我也不搞理论,虽然我本身就是搞理论工作的,因为实践最重要,理论终归是别人的东西。并不是说理论不重要,而是说要善于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适合自己的东西。说到功夫,我认为自己毕竟没有偷懒。我老老实实,不怕坐冷板凳。   

  记:创新是当前一个时髦的词汇,但创新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季羡林先生就说,现在有些书家不重视规则,鬼画桃符,很不美,看不美的所谓书法很难受。冯亦吾先生批评这种现象说:专工妖冶争乖巧,不止同流更合污。有论者将这种不美的书法称作“脏乱差”书法。您怎么看待推陈出新?

  谢:要尊重传统。尊重传统要尊重两样。一是尊重丰富的内容。书法有悠久的历史、丰厚的底蕴,传统值得我们记取;一是尊重多样的方法。书法史上有很多很好的方法,我们要了解、借鉴。传统不是死的,不能笼统地说传统好或者不好,这都是片面的。我们要善于学习,学习那些今天可以学、应该学并且可以学得更好的东西,而不是照样画葫芦。当然传统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要善于鉴别。说到创新,也是必需的,但不是盲目地创新。比如现在有些书法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画出来的。我不敢说这不好,但至少值得商量。

  记:那也许会有人说,既然传统那么难以超越,我们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

  谢:那也不能这么说,关键是要有自己的个性。比如于右任的字,以前就没有那么写的。这就是超越。你不能生造一个东西。生造的东西不是超越。

  记:李可染曾经说,对待传统,要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之所以出现“脏乱差”书法,恐怕还是因为功力不够打不进去、勇气不足打不出来。有的人自以为打出来了,但实际上是胡打一气。这个可能还是基本功的问题。

  谢:我只能说说我自己的体会。比如唱美声的,演员要唱得好,就必须常年练功;再比如中国的京剧演员,像程砚秋,就很有韵味,跟别人就是不一样,这个味道就是基本功。很多人学不来,或者顶多学到外形相似,声音则是吼出来的,听了很难受。问题在哪里?就是基本功不行。武术中的梅花桩也一样,基本功好的,在上面反转腾挪,一点问题没有;基本功不好的,上去就得掉下来。

  记:面对俗好与时风,似乎不应该目光短浅。那种“营目前之务,遗千载之功”的做法不应该是我们的选择。   

  谢:不能急于求成。要想到达顶峰,就必须有根基。不能说根基没有,就一下子达到最高点。另外还要注意章法。比如怀素的章法、毛主席的章法,都可以学。同时还要注意筋骨,没有筋骨,就会发软、发飘。

精神不老,思想不老,心态不老

  记:现在的环境与您曾经经历的时代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我在各种重大的展览上看到过您的作品,这说明您十分关注天下事。在经历了无数的风吹雨打之后,您怎么评价我们所处的时代?

  谢:我认为现在的时代是最好的。就拿书法来说,从来没有这样好过。有的老同志退休了练习书法,我一看,真的不错。我希望我们的书法是时代的,同时又是诗意的。

  记:一登名利场,何云翰墨缘。这是冯亦吾先生对一味追求名利者善意的提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您怎么看待名利?

  谢:我一般不多交际,不多应酬,不印名片。人不能光图虚名,更不能不择手段猎名渔利,而要多做实事,名实相符。自古以来,书法都被认为是高尚的事业。如果把它涂上一层低级、庸俗的油彩,那就太可悲可叹了。

  记:很多人说书法对于健身是有好处的。您今年已经94岁高龄,但精气神依然很好,书法是不是很有帮助?   

  谢:其实我的眼睛和耳朵都出问题了。但我的心情不错。我最大的体会是:脑要常用,手要常动。写字既要动脑,又要动手,自然很有好处。但一定要心胸开阔,不计较杂事小事;要精神不老,思想不老,心态不老,不能总是一副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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